第(2/3)页

    “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”，昔日高门子弟、饱学之士，今日或被屠戮于市井，或流落为奴为婢，尊严扫地。

    《旧五代史》里记着一句话：“安朝廷，定祸乱，直须长枪大剑，至如毛锥子，焉足用哉！”

    毛锥子，便是毛笔，便是文人，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文人有什么用？连自保都做不到。

    冯道历仕四朝十帝，不是他不要脸，是那个时代，要脸的人都死了。

    也正是这场持续百年的浩劫，让后来的儒家思想，开始变得偏激，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：

    既然武人乱国、不可信任，那就彻底压制武人；

    既然兵戈四起、天下糜烂，那就全力推崇文治，杜绝军功。

    这种被恐惧催生出来的偏执，逐渐渗透到文人的骨子里，成为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潜意识。

    他们见过武人乱国的恐怖，见过天下糜烂的绝望，所以在重新掌握话语权之后，才会不遗余力地压制武将、防范武将、削弱武将。

    他们宁可天下孱弱、疆域萎缩，也绝不愿再看到武人坐大、战火重燃的局面。

    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，文人的思想慢慢变了，儒家的理念也慢慢变了。

    由汉唐的“刚健有为”，渐转为宋明的“内敛守成”；

    由“兼济天下”的豪情，退化为“独善其身”的谨慎；

    由“华夷之辨”的凛然，弱化为“息事宁人”的妥协。

    到了宋代，文人的形象已经成了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的书生。

    他们皓首穷经，他们吟风弄月，但他们不识五谷，不知兵事。

    苏东坡那样能写“大江东去”的人，已经是凤毛麟角；大多数文人，连马都骑不稳，更别说上阵杀敌。

    他们对战争的理解，来自兵书，来自史书，来自想象，然后用这些想象去指挥战争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
    宋代“将从中御”的荒诞制度，便是如此：

    皇帝和文臣们躲在汴梁城里，用阵图和文书指挥千里之外的军队，外行指导内行，不败才怪。

    而文臣集团发自本能地厌恶战争，其实是最现实的利益考量：
    第(2/3)页